熙篤會的發展

    熙篤會的發展深具諷刺性，他們先到荒蕪、沼澤之地獨處。中世紀後期，他們發現居住之地都是土地肥沃的地方；後來他們對農業革命有很大的貢獻，因他們是首先將東歐的農業科技引進的，這些重工具不單翻土地的表層(這是中世紀原始的耕種法)，乃是將下層的泥翻上來，這一來他們的地方就成了歐洲農業生產最高的地區。

    伯 納德一生建立了一百八十一間修院，他死後的兩個世紀，歐洲各地一共有四百五十多所熙篤會的修院，東至敘利亞，西至愛爾蘭。他們亦成為歐洲最富裕的群體。他 們的貢獻不僅在屬靈方面，就是在經濟和社會上的貢獻亦相當可觀。很可惜的是，他們亦像本篤會一樣逐漸世俗化，喪失了屬靈的眼光。天主教梵蒂岡二次大會後， 屬靈方面最大的復興，乃是受熙篤會的影響，如默頓本身是特拉比斯特修士(Trappist Monk)，此修會持守熙篤會的傳統。今天仍然保存了一百多本熙篤會留下的著作，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十二世紀的修院神學。

    你或許會問，今天福音派的人士與修院運動有何相同點？或許相同點很少，但有一點可以產生共鳴的，是他們對愛的花園的解釋，這愛的花園亦可以說是一友誼的花園。

 

伯納德曾被稱為愛的博士，好像大貴格利被稱為意願的博士一樣。熙篤會的屬靈觀，特別是對上帝的愛這方面是神學的高峰，而這種友誼之愛只能是平面的。整個教會歷史最優美的經典之作，是伯納德的一位年輕朋友利窩的艾烈特(Aelredof Rieranx)所寫，書名《屬靈友誼》(Spiritual Friendship)這是基督教文學裡很特別的一本書，談到靈裡深交的重要，這是我們現代人認識很少的一個層面。

    說到熙篤會的發展，有一人艾烈特不可不提，他在蘇格蘭王大衛的皇宮長大，像伯納德一樣，有可能繼承爵士頭銜，但他在宮中找不到真正的朋友。由於他對友誼的理想和渴望，促使他不斷追求，當時唯一能啟發他的，是斯多亞派的學者西塞羅(Cicero)寫的論友情的文章。此文章使他渴望更深的探討這個問題。在他追求友誼的過程中遇見了基督，經歷了他的愛。西塞羅的理念與基督的生平比較，就輕如鴻毛了。

    此 後他加入英國約克郡的熙篤會修院，此修院的廢墟今天仍然存在。當他當了利窩修院的院長後，他寫了《屬靈友誼》一書。此書的寫法很有智慧，他將此書分為三 部，寫友誼當然少不了與朋友交談，這本書就是他與三個朋友的交談。第一部是艾烈特與一個朋友爭論建立友誼的基礎何在，這個朋友在第一部的後部過世。艾氏巧 妙地表達友誼的一個特色，即超越死亡︰他永遠忘不了他與朋 友 的對話，勝過死亡的愛是友誼的一個基礎。第二部和第三部敘述他與其他二位朋友的對話。這二位代表了我們今天對朋友的態度；一位說及他對友誼的品質和價值的 理想，此人熱誠，很易投入友誼的關係；另一位則吹毛求疵，懷疑到底友誼是否存在。艾氏好像是這二種不同觀點的中間人，在他們爭論友誼是否存在、友誼的長處 和短處時，說出了不少建立友誼的智慧之言。

    我 們可能永遠都不會進入修院的環境，那麼這種生活可以什麼取代呢？無可否認，屬靈的友誼也許可以是我們的修院經歷，朋友之間的忠誠和團契可以鼓勵、增進我們 在主裡的各種關係。我們的封閉花園就是屬靈友誼的花園，我們在此花園內受教，學習如何脫去世俗人處事的方法，我們亦在此被激勵一心為主，在靈裡進深。

 

奇 怪的是，在教會歷史裡很少提到或重視屬靈的友誼。其實，這是對「友誼」這種有創作性的關係的一種控訴；因為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艾特烈說：上帝是 愛，上帝也是友誼。其實友誼乃是人生命中永恆的一個層面，我們需要重新發掘人際關係上的這種品質。此乃熙篤會修士的一個特點。

    為 什麼我們生活的世界滿了情慾和邪術呢？情慾乃人與人之間距離的指標，表明人互相排斥，特別是男女之間。同樣地，邪術乃人與上帝之間距離的指標。這是今日社 會文化的二大特色。只有真正愛裡的深交，才能使我們歸回，勝過這些困難。從十二世紀的信徒身上，我們可以學習很多功課。

    這 個時期的另一個特徵是注重個人的體會。我們與上帝之間的愛越深，我們就更體會我們的個體性，更體會上帝愛我這個人，為我捨命，並容許我與周圍的人不同，因 而心裡有確據，勇於向前，也有毅力，可以超越這個世界給我們帶來的壓力和恐懼。願主使我們從這些人身上得到啟發，在今世為主而活。


    還 有二點關於熙篤會的事值得一提。首先是伯納德的地位，整個教會歷史可能沒有任何人像他對身處的世代有那麼大的影響。他留下一千四百封信，人若努力到歐洲去 找，可能還可以找到一些。他的生活非常忙碌，通常有兩位秘書幫助他，左右各站一位，他輪流向他們口述信件。他與歐洲各地的皇帝和貴族都有通信，他也在屬靈 的事上指導素不相識的人。他在歐洲周遊四方。他的一個學生後來還當上教皇。他的著作影響十七世紀的清教徒很深。我們往往忽視伯納德對基督教傳統的影響。清 教徒雖熱衷加爾文主義，但他們不像我們對中世紀有偏見。或者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清教徒學習。

    桑迪雅裡的威廉在神學上的貢獻可能比伯納德大，他寫了不少神學著作，其中最出色的，也是熙篤會的代表作，即《默觀神》(OnContemplating God)。 他在書中首先談創世記廿四章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他在書中說︰現在讓我們先在山腳下放下背上的行李。所謂行李，包括我們關心、掛慮、恐懼的事和佔有慾。 放下這些才能往山上爬，與兒子以撒一起往上爬。他如何解釋以撒呢？就是那些被綁在祭台上，甘願犧牲的人。他把以撒看作是自己的理智和理性。

 

在 繁榮的工商業社會生活的人，不可能一天不用腦子思想，我們的前途全賴我們如何應用機智。亞伯拉罕失去以撒，就等於失去盼望和上帝的應許，然而亞伯拉罕寧願 為上帝獻上自己的兒子。威廉同樣也向我們提出挑戰，我們願意為上帝的緣故獻上自己的理智嗎？那個時代的著作有一個主題不斷的出現︰知識並非為知識而已，乃 是促進我們更加愛上帝的工具。但願我們切切不要忘記十二世紀給我們的教訓。

    在此我們要簡略的提一下兩個托缽修會，即道明會和方濟會，這二個修會的社會背景大不相同。道明會的創辦是為了鎮壓亞勒比斯派的異端，他們在中世紀發展的屬靈觀主要是教育性的，與歐洲各大學都有關係。最著名的道明會修士是多馬阿 奎那(Thomas Aquinas)。他大部份的時間住在義大利南部，此二大文化世界之邊界，他對基督教和回教的哲學都有很深的認識。

    方濟會的期望乃是重新發掘何謂跟隨基督。就如安東尼在教會聽到馬太福音十九章廿一節︰「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還要來跟從我。」方濟也有類似的經歷，他在教會聽到路加福音十一章，聽後他亦放下一切跟從了主。他為了跟隨貧窮的拿撒勒人耶穌，也成了貧窮的人。他的一生啟發了不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