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爾文的生平
加爾文一生中總共只有三次談到他個人的背景。臨死前他將生平的資料告訴在日內瓦和他一同事奉的長老；在之前幾年，他對自己的生命最詳細的一次敘述，記載在他寫的《詩篇注釋》的引言中。他的這個舉動意義深長。他深受詩人大衛的影響，而大衛在他的詩裡似乎什麼都講。加爾文曾經說了一句名言：“加爾文與詩人大衛的不同，在於詩人大衛任何時候都將他所有的情感完全在上帝面前表達出來，而加爾文只在某些時候才將某些情感在上帝面前表達出來。”加爾文是在查考《詩篇》，寫注釋的時候，讓人感到這亦是他談個人生平的時候。
我現在給大家提供的資料大多出於他所著《詩篇注釋》的引言。他六歲時母親去世，不久父親再娶。他不大尊重其父，因其父乃權宜主義者，很有野心，為自己的利益不惜剝削教會。他的叔叔和其他的親戚是卑微的船夫，在河上從商。其父受過一些教育，附屬當地的大教堂，但不是按立的神職人員。他期望自己的兒子受教育，但又覺得在教會工作無錢可賺。所以當年輕的加爾文想接受按立的時候，其父卻堅持要他讀法律，因為從業法律收入比較高。
加爾文這個人的一個特別之處在於，他雖然是偉大的教會領袖，但卻沒有留下任何按立的證據。我們也許會感到很驚訝，原來他是個平信徒，然而這一點卻很重要。他在這一條核心的信條上強調了自己改革的信仰。
1520至1523年，他在巴黎大學時，住在校中一所書院，此書院乃一百年前為了在學生中推動靈命追求所建。在同一書院中，亦住了伊格那修·羅耀拉。我很想揣摩他們兩位元之間的對話，一個是偉大的反宗教改革的領袖，另一個卻是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1525年他開始學民法，在上帝的保守下成了一位有法律頭腦的律師。
如果讀過加爾文所寫的《基督教要義》，就不難看出他那律師的才能，即去除一切雜質，提煉出信仰核心的才華。在這本書中，他沒有用錯一個字，亦沒有一個思想表達得不夠清楚。這本書是教會內一部相當出色的信仰表白，當時他已信主大約10至12年。1536年此書的第一版面世，此書成為詮釋基督教教義的里程碑，這是加爾文個人從未意料到的。其實他寫這套書的主要目的，乃是為受逼迫的朋友辯護，他們當中有些是被綁在火刑柱上燒死的：加爾文在書中為他們的死提出抗議，因他們為主犧牲不過是出於簡單的聖經信仰，而不是出於逼害他們的人所認為的異端思想。
2、加爾文的性格
下面我們來看看加爾文的性格。一般的文字著作誤解他，通俗文學亦錯誤地描述他這個人。他出身卑微，幼年時敏感、害羞、畏縮，深感需要信賴上帝。加爾文內心世界最大的特點，就是他深深地體會到需要倚靠上帝。因此，他對上帝的話的態度，就是簡單的順服。第二是他的敏感性。我們把他當作是新教的阿奎那，認為他是個將神學系統化的人，既嚴謹又強硬。其實這種印象是錯誤的。他對自己的歸主感到非常驚訝，上帝居然會選召他。1520年他曾如此描述自己：“本性退縮，未經琢磨，總是渴望享受寧靜的生活。”當他開始講道，成為受人歡迎的教師之際，他卻希望能到一隱密處，脫離人群。隱退的心願達不到，想隱退的地方卻成了公共學校。雖然他願過隱居的生活，上帝卻讓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不得安寧，反而把他擺在水銀燈下。第三，他是一個忠心耿耿的人，他紀念那些為主犧牲的弟兄，為他們的聲譽提出辯護。他在《基督教要義》這本書中說：“我沒有其他的目的，只想讓人知道這些人的信仰為何，讓人看到那些破壞他們聲譽之人的邪惡、諂媚和不信。”
《基督教要義》這部書是逐漸發展出來的巨著，曾出版過幾個版本，每個版本都比前一個版本有進步，也更加完整。加爾文幾乎一生都在不斷修訂這本書。今天基督教領袖的態度就很不同，他們一本又一本地寫，而加爾文只專心出一本書。
加爾文亦是一個謙卑的人。他說他的目的不在於身居高位，享受美譽。其實他一點也不想到日內瓦去，他之所以去了，乃因他的朋友法雷爾(Farel)說，如果他不去，上帝的咒詛會臨到他。他自己的心願是隱居。他在日內瓦期間遇見很多困難。聽聽加爾文自己說的：“雖然我承認自己本性懦弱、柔和、膽小，但一開始我就要承擔這些狂風大浪。”曾有一段時期他被趕出日內瓦。那時他感謝上帝，他終於可以隱藏起來了。但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再次被推出來，重返日內瓦，一直到死。他說在大衛一生中，上帝似乎帶領他走每一步。這對加爾文是無比的安慰。在他的一生中，《詩篇》是最大的安慰。我們看到正是由於加爾文的軟弱、膽怯和害羞，他才更加體會上帝的恩典在幾方面的確都是夠用的。
很少人像他這般毫無保留地信賴上帝，他決心讓上帝進入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和想像中。他所有的人際關係，無論在道德、知識還是屬靈方面，無論是個人的還是社交的，他都讓上帝居首位。如果他不得不接受加爾文派這個事實，他會這樣說：“這個人是個認識上帝的人，他的情感和思想都被上帝所充滿。”此乃加爾文敬虔的源頭。在這裡我不計畫詳細討論他對敬虔的教導，但我可以說，聖潔的觀念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毫無疑問，他年輕時受到了14世紀湯瑪斯·肯培的屬靈觀的影響。
但最重要的是加爾文的神學知識是滿有生命力的，是經歷性的。他的屬靈觀和神學深受他對聖經的認識所影響，上帝的話語提供了客觀的實存，聖靈乃主觀的因素。因此，真正對上帝的認識，乃是上帝的話語與聖靈合作下傳達給人的。宗教改革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把聖靈的工作放在中心，這是在中世紀最缺乏的。他們忽視聖靈，又不看重上帝的話。然而，加爾文卻在上帝的話語和聖靈的同在下，產生了正確的屬靈觀。聖靈光照人心，使人能看見聖經中的真理。
加爾文說，是聖靈在人心工作，使人體會上帝的神聖，因而導致確信、認罪和明白，遠超過理性的範疇。他又說，信徒被上帝的真理說服，立時就肯定那是聖靈的工作；因聖靈幫助人感受上帝的同在，承認上帝的神聖，經歷上帝的父性，和享受他的同在。但聖靈並不啟示新的真理，所謂新的乃指超越聖經啟示的真理。所以，我們試驗此靈是否聖靈，就看他的教導是否和上帝的話語一致。今日正當我們強調聖靈之際，我們也可以用聖經的真理來察驗是否是聖靈的工作。同樣，我們亦不能隨便摒棄聖經，將之膚淺化，或者帶有將聖經偶像化的傾向，我們要通過不斷地修正，以取得平衡。因為解釋聖經是聖靈的工作。
我們發現加爾文還強調內向性，即個人和個別的敬虔，但同時亦要逃避主觀性的危險，
因為上帝的話語有其客觀性。另一方面，他認為神學不僅為滿足理性的追求，亦包涵在生活中落實真理。加爾文從來不質問上帝，因為他認為人沒有資格如此對待上帝。反之，他認為我們理當接受上帝的質問，這一點再次表明他的謙卑。這就是加爾文的屬靈觀的核心。
3、改革宗與科學
在結束之先，我們要談談改革的教義如何將人的思想觀念，從中世紀轉變到現代。改教者，尤其是加爾文，提出一項重要的教義，即“信徒皆祭司”的觀念。此觀念導致現今科學時代對經驗主義的探討。你或許會感到奇怪，信徒皆祭司的教義與現代科學有何關係？簡單得很，這個教義論及上帝在創造時賜給人一個特殊的地位，上帝亦賜人思想和聲音去宣揚上帝創造的榮耀。人代表所有不能言語的受造之物表達對上帝的感恩。
因此，在16世紀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世紀末，歐洲90%的植物學家都是加爾文主義者。為什麼呢？因為聖經談到野地的百合花如何生長。所以當時的人決心認真地研究所有的植物，將之分類，並描述其榮美。現代的植物學就是在這個動機下開始的。
在巴黎盆地離加爾文出生之地不遠處，有一位卑微的陶匠，用泥製造陶器，他的手指不時地碰到機器上的化石，當然他不得不停下來將那些碎化石放在一邊。他單純地相信這些化石也是上帝的創造，應當鑒定和分類。柏利斯的伯納德(Bernard of Palissey)就這樣意外地成為了古生物學的創始人。同樣的情形在天文學、地理學或其他科學的領域都有。由於人對上帝創造之奇妙的好奇和感恩，為現代科學的起飛建立了架構。
4、天職觀
對自然世界的好奇及親身的探討是一回事。加爾文主義傳統的屬靈觀還引申出另一種屬靈的好素質，這亦是早期教父曾提及的問題，即誰是基督徒？基督徒和世上的普通人看來沒有什麼不同，但是由於他要活出福音，在生活中實踐福音的本質，所以他理當是最好的商人，最好的水手，最好的官員，最好的公民，最好的丈夫和妻子，最好的主人和父親。因此，16世紀時，人們公認基督徒的道德行為是最高尚的。17世紀的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亦說：“我們就是掃地，打掃衛生間，也是為了上帝的榮耀。”
16世紀的改教者說上帝的呼召有兩種，即“特別呼召”和“普通呼召”。改教者對這兩種呼召的解釋如下：普通呼召是指信徒蒙召過信心的生活，他們引用《希伯來書》11章6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凡不出於信的就是罪。此呼召的範疇，即過信心的生活，信徒一生最主要的工作乃因信而活。然而，在普通呼召之外，還有特別呼召。比如說，一位姊妹可能蒙召作母親，處理家務；另一位蒙召站講臺傳講福音；另一位蒙召作科學家，像那些蒙召作植物學家的人一樣。他們強調的一點是我們今天福音派的人完全忽視的觀念，即特別呼召乃次要的呼召，普通呼召乃首要的呼召。蒙召作醫生、護士、老師並非主要的，最重要的乃是蒙召作上帝的兒女。我們蒙召作基督徒，最要緊的不是站在什麼崗位上，乃是成為上帝的兒女。我們最主要的身份不在於我們的專業，乃在於我們是否在基督裡。
今天的年輕人之所以深受作抉擇之苦，乃因他們接受了世俗的看法：假設人的身份取決於他們所選擇的職業。但這完全曲解了加爾文揀選的教義，他強調的乃是基督徒要過信心的生活，這比人選擇職業更為緊要。
今天我們覺得按立人全時間作傳福音的工作非常重要，有嚴肅的儀式。但我們若像加爾文一樣地激進，真正相信信徒皆祭司這個教義，那麼我們亦當有同樣嚴肅的儀式按立護士、秘書或主婦，因為這才是揀選的正確意義。無論我們從事什麼工作，人被按立都是為了榮耀上帝。
改教者強調一個真理，即人當在蒙召的崗位上盡忠。他們引用《傳道書》9章10節：“凡你手所當作的事要盡力去作。”還有《耶利米書》48章10節：“懶惰為耶和華行事的，必受咒詛。”因此，我們要愛惜光陰，全力以赴。
除此之外，改教者又說，我們的呼召包括我們有責任在愛中彼此服侍。這使我想起馬丁
· 路德說過的似乎自相矛盾的話：“當基督徒作眾人的僕人的時候，他是最自由的。”《以弗所書》4章1節教導我們行事為人當與蒙召的恩相稱。人若重視專業生活過於信仰生活，他就沒有足夠的動力激勵自己在專業上的發展。比如說，今天的基督徒醫生和護士，若他們的良心不同意墮胎，他們想在專業上見證主，可能就不得不放棄升職或其他好處。這樣作他們就等於把普通呼召對他們的要求放在特別呼召之上了。我們當順服的是上帝而非人。
4、家庭管理與現代經濟
16世紀的改教者和17世紀的清教徒，開始為個人生活奠定了治理之道，詳情記載在《基督徒指南》(Christian Directory)這本書內，書中談及治理家庭經濟之規條。“經濟”這個詞用得很合適，此詞來自希臘文“家室”(Household)這個詞，原文乃家庭管理之意。17世紀所謂的經濟指治理家庭生活之道；根據《以弗所書》5—6章的教導，是包括夫妻相處之道，父子相處之道，主僕相處之道。著名的清教徒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在1660年代出版的這一套五冊的《基督徒指南》，詳細提出與經濟有關之基督徒道德行為的準則。
18 世紀後，經濟這個名詞的涵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經濟學家亞當 · 斯密(Adam Smith)談到政治經濟，特別指從商業利益的角度來管理一個國家。所以，現代經濟學與16世紀為經濟下的定義完全無關。但我們切不可忘記改教者的看見，治國之前，必先齊家。現今的世代為何如此混亂？皆因我們期待把社會較大的單位管理好，然而卻不知如何管理自己的兒女。世人道德觀的分峙導致社會的混亂，新約書信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原則。基督徒若羡慕作聖工，治理教會，必須先齊家，否則不適合承擔重任：換言之，家庭的治理在先，其他較大單位的治理在後。這是改教者所強調的一點。
5、17世紀後的世俗化
總之，是什麼導致現代之改變，是什麼取代了改教者所奠定的根基？17世紀的人對自然界滿了幻想，他們不把上帝當作受造之物的創造者來禮贊，新興的科學家反而把自然界當作自我一致的機器，有其獨立的規律和自己的秩序。1648年一位信徒波義爾(Robert Boyle)發現有關氣體的定律。他著書批評那個時代的人對自然的看法，並指出基督徒信仰的危機，過分強調自然界的地位；其實，那是人的幻想，完全抹滅了創造者的存在和地位。
第二，上帝的護理之教義亦逐漸地世俗化。改教者再三強調上帝的護理，認為若沒有上帝的護理，人根本無法生存。他們對上帝的護理認識很深，他們相信這就是信心生活之基礎。18世紀末期，上帝的護理教義變了質。首先表現出來的，是經濟的定義又逐漸改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Wealth of the Nation)中提及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將會產生的緊張狀態，因為雙方有不同的利益：一方想用最低的價格購物，另一方則想賺最多的錢。斯密認為市場上存在所謂的和諧原則，其實這是已經世俗化了的上帝的護理教義，成了抽象的原則，事實上這是一個神話，是人編造出來的神話。和諧原則指的乃是市場上合宜的定價原則。
18世紀末，羅素提出在政治上亦有所謂的和諧原則，即多數人投的選票就是最好的選票，這是民主法治的開始。19世紀初，德國哲學家勒辛提出教育上亦有和諧原則，即公共教育乃最好的教育，這是現代公共教育的由來。現代生活的一些基礎都是建立在此神秘的假設—和諧原則之存在。我們往往不批判、不探討我們持守的假設，任憑自然淩駕在上帝之上，堅持自然有其定律和運作的方式。和諧原則之面世，令啟蒙運動時期的人假設他活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
導致世俗化精神的第三個原因乃是另一個假設，即人在不斷的進步中，凡是新的就比以前的好。此外，19世紀的樂觀主義與進化論的哲學掛鉤；19世紀還發生了一些其他的事件，都有助於發展人類獨立的精神。
最後一點要提到的，是人對權威在看法上的改變。根據聖經，權威乃源自外部的，是外賜的。比如說，航海家發現天體的定點在於對天體之觀察，所以，他們用航海之星來衡量他們在地球的何方。基督徒的世界認為權柄來自天上，正如耶穌在聖殿被當時的宗教領袖質問時，他就明說他的權柄來自天上。然而，啟蒙運動的人卻否認這一點，他們認為權柄並非來自外面，而是主觀的，是屬人的。現在的人認為很多事無意義，只因這些事對他們沒有意義而已。他們暗示自己就是最高的權威，此乃在現代人心中已經成型的過度的主觀主義，在人的理性和意義範疇內涵蓋對權柄所有的定義。
最後，我們要看看工作呼召教義的前景到底如何？現在的基督徒也已經喪失了改教者對此教義的看法，我們傾向把個人的專業當作身份的象徵。我們都體會到社會的不安，我們生存的文化極度要求專業上的安全感和地位。對很多基督徒而言，單單作個基督徒是不夠的，還要在社會上有一份受人尊敬的職業；我們需要社會上的認可，以為有了讓人看得起的專業，就能帶給人某種程度的認可。這表明我們的身份不在於我們是在基督裡的人，而在乎我們的工作，即使是為主作的工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重新發展宗教改革的精神，承認改革的教義本身，可以引申出現代生活中許多基本的原則。
其實，現代的生活已經從這些教義上越了軌，在各方面歪曲了其基礎。比如說現代人認為時間就是金錢這個態度，我們活在時間的轄制之下，不能享受人生。變形的現代人實在是時鐘的奴隸，他的生活若不受時鐘的衡量，就感到迷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能瞭解現在就是悅納的時候，現在就是得救的時候。人雖然百般想脫離上帝而獨立生存，但無論在任何時刻，上帝的永恆都可能介入，那個時刻就變得意義重大了。
希臘文有二個詞代表兩種不同的時間，一個是Kairos，代表以永恆來度量的時間，另一個是Chronos，乃以鐘錶來度量的時間。貝克特(Samuel Beckett)寫了一部名劇《等待戈多》，劇中有位富翁，在口袋上掛個大表，表聲響亮，他在下一幕遺失了這個表後，整個人好像瞎了眼、瘋了一樣。另外有兩個流浪漢在等戈多，他們倆看出Kairos是要緊的，但對Kairos卻沒有信心。我們不知戈多是離去了，或是個沒有意義的名字，因為戈多一直沒有出現。但這兩個流浪漢卻深信，如果戈多出現的話，他們的人生就有轉機。貝克特想要指出的乃是：歪曲了的改革教義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們與根源斷了線。現代生活中的無意義感，就是由於對改革教義之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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