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安立甘精神的英格蘭宗教改革歷史

聖公會對於團體性、共同崇拜的重視，以及對於差異的包容與接納，是建立在英國教會歷史的脈絡之中。聖公會在體制上的形成，可以追溯至英國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509~1547）的離婚和財產繼承危機。1534年通過一連串法案，脫離羅馬天主教會，歷經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1547~1553）、瑪麗皇后（Mary I, 1553~1558），伊莉沙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1603）的宗教安定政策（The Elizabethan Religious Settlement），以及1563年的《三十九信條》。英格蘭的宗教改革運動，在短短半世紀之內，夾處在歐陸的宗教改革與羅馬的天主教之間，歷經不同的神學路線與立場，在各方「極端主義」的歷史震盪中，聖公會藉由歷史突顯出一套安立甘的精神：「中庸折衷之道（via media）」。

 

事實上，英國聖公會的形成並不能脫離當時的政治、社會脈絡。從亨利八世為了王位繼承與離婚問題和羅馬教宗決裂開始，英格蘭的宗教改革便充滿了政治考量，甚至到愛德華的新教運動、瑪麗的公教會運動，英格蘭的宗教改革都是由國王所引領的。而且愛德華和瑪麗更擺盪在新教與天主教的極端之間，許多人在急進的宗教與政治變遷中受害，也讓國家陷入更大的不安中。繼而繼承王位的伊莉沙白一世，便以「宗教安定」為目標，不得罪瑪麗所遺留的天主教勢力，卻同時回復愛德華的新教路線，以完成聖公會的新教改革。

 

伊莉沙白所反應出的安立甘精神，徹底是目的性的實用取向，她對於安立甘神學的判斷與決定，並非完全基於神學的思考與反省，而是避免極端主義、過於新教或天主教而進行「折衷路線」的宗教立場。以《公禱書》對於聖餐的神學變遷視之，從1549年的採取信義宗立場，到1552年的慈運理立場，在伊莉沙白的引領下，1559年將兩者立場結合，並沒有為任何神學做任何決議與判斷7。1563年修改《四十二信條》為《三十九信條》，1571年通過作為英國教會對當時處境的告白，也標誌著聖公會對於不同於羅馬天主教及新教立場的「折衷路線」。

 

從英格蘭的宗教改革來看聖公會的「體制化」，皆「反應」也「形塑」出安立甘的精神。首先，英格蘭的宗教改革是為回應當下政治、經濟、社會處境，而非產生神學性的論證；正如亨利八世企圖解決國家、教會與羅馬教宗之間的張力關係，而伊莉沙白則在面對各類極端的宗教變遷和社會動盪，「務實」主義是安立甘精神的一部分。再者，正如本文所要強調的「團體性」，雖然聖公會體制化的初期，似乎完全由君主「個人」主導，而不同的君主有不同的改革立場，但安立甘的精神並未「完全拋棄」任何改革立場。在英格蘭教會史的教訓中，伊莉沙白以折衷路線包容不同爭論的神學立場；英格蘭宗教改革是透過時代中的神學概念和君主所「共同」生成的，而伊莉沙白可視為半世紀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

 

然而，英格蘭宗教改革雖以「折衷」作為最終的精神，但非意味「安立甘主義不具有任何的神學立場」。安立甘精神是在各個神學思潮中找尋平衡點，一面繼承大公教會的傳統，一面呼應新的神學反省；而伊莉沙白也決定讓聖公會重視「集體」的崇拜信仰，全英國教會維持一套共同的《公禱書》崇拜，而非傾向清教徒（Puritan）所重視的「個人」信仰經驗。也因此，英格蘭宗教改革的歷史過程突顯安立甘精神的核心，亦加強形塑安立甘精神在「團體性」、「折衷主義」的特殊性，企圖在天主教與新教的爭辯中找到平衡點。伊莉沙白的改教時期，胡克（Richard Hooker, 1554~1600）更進一步表明聖公會與清教徒立場的差異，更醞釀與奠定後世聖公會的靈修觀（安立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