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甘的三足權威：聖經、傳統、理性

雖然所有基督新教都強調自己的根源是來自基督及初代教會，但卻沒有一個像安立甘這般地肯定自己與歷代教會「從未斷裂」的關係。經歷宗教改革且分享宗教改革精神的聖公會，在靈性上與宗教改革前的英國教會是「同一」教會。聖公會自我意識，是由初代教會一脈相傳而來的；但不可否認，她受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影響。相較其他改革的新教，她保留更多中世紀教會的禮儀及結構，由於兼具「大公」與「改革」的特質，而成為「橋樑教會」。

 

「中庸之道」或稱「中間路線」，這詞彙是十九世紀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表達聖公會是介於羅馬天主教及改革新教間的教派。聖公會常自稱既是「完全的大公」（fully catholic），也是「完全的改革」（fully reformed）。聖公會作為大公教會的一員，跟隨初代教會的足跡，繼續持守聖經、信經、崇拜以及歷史性的聖職。但如同改革的教會，不承認教宗的權柄以及一些天主教會特殊的教義，使得聖公會在改革的教會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聖公會喜歡自稱為「橋樑教會」。當天主教會與改革教會交談時，會發現原來「中庸之道」正是他們在尋找的態度。這也似乎是聖公會在基督宗教中所認知的自我角色。然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天主教會已有更多改革的思維，改革宗也採納了很多大公路線，他們彼此交談，似乎已不再需要橋樑，「中庸之道」的觀念也漸滲入各教派。因此，我們必須自問：是什麼根源與基礎，形塑聖公會顯露於外在的特質？當檢視聖公會在不同的時代中自我定義的公式，作為探詢的方法，我們發現答案依然是聖公會最喜愛的安立甘三足權威：聖經（Scripture）、傳統（Tradition）、理性（Reason）。

 

聖公會以聖經、傳統、理性作為信仰追尋的依據，反應其繼承兩千年基督教傳統，以及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宗教改革的時代精神。伊莉沙白安定方案的時代，神學家胡克提出聖經、傳統、理性這三重法碼。胡克面對的處境，不僅要闡明英格蘭教會脫離羅馬管轄的意義，也必須對清教徒提出聖經絕對權威的看法有所辯解。因此，「聖經、傳統、理性」是胡克闡明「聖公會的權威是什麼」這問題的答覆。其後的評論家論及聖經、傳統、理性這三者的關係，就像一只「三腳凳」，若拿掉任何一隻腳，凳子就會倒。然而，「聖經、傳統、理性」權威的三重性並不是胡克首創的，因這不僅符合聖奧思定（St. Augustine, 354~430）的思想，也可在多瑪斯（Thomas Aquinas, 1225~1274）學說中看見同樣的觀念；只是十六世紀的英國教會自覺無愧地，自視為此說的創始者，因她確信自己是英格蘭大公教會的延續。

 

（一）聖經

 

聖公會相信聖經是上帝向人類啟示的記錄，是聖靈感動下寫成的書卷：「舊約和新約，其他稱為次經的書，也常常包括在聖經裡面」。在教會的崇拜中，讀經者在新舊約經課讀畢後，會以「這是上主的道」作為結束詞，會眾以「感謝上帝」回應。於此，反應恭讀上主的道是聖公會崇拜的核心；「主日讀經表」以三年為一個循環，包括福音書和新舊約的經課，「日課讀經表」則是以兩年為一個循環。

 

聖公會徹底是一個聖經的教會，在聖公會信仰綱要（三十九信條）中，肯定聖經在救贖議題上的權威，「聖經包含一切關於得救的道理，那些不記載在聖經中，以及不具有聖經憑據的事情，都不能用以規定人，不能視為信仰的綱要予以相信，也不能視為救恩的需要與必須」。聖公會對聖經的態度，與新教路線的趨近，尤其是聖經在救贖的價值與地位上；因當時天主教在特利騰大公會議中，決議將羅馬教會的使徒傳統與聖經具有同等地位。不過，聖公會對聖經的權威，亦非一味地向著新教路線傾倒。聖公會也重視「傳統」的重要性，且肯定教會傳統的正面影響。

 

（二）傳統

 

「傳統是在教會的群體生活之內的特殊知識，是教會對上帝與人類交往方式的瞭解，一代代傳承下來。所以，傳統是教會對於上帝之經驗進行深思熟慮的產物，是活的、變動的。」

 

對聖公會來說，傳統並不等於「公教會」的資產或神學，而是使徒教會所傳承的信仰資產。也因此，聖公會重視在東西方教會分裂前，早期教父所傳承的信仰。此外，聖公會並不認為傳統是死的、不變的；反之，聖公會相信聖靈持續工作在這個世界，上帝並非在「聖經正典綱目」完成後，就停止對人類的啟示，聖經提供一切救恩足夠的信息，但上帝也繼續啟示祂的旨意。因此，傳統是教會群體在時間中一同經歷上帝的資產。

 

（三）聖經與傳統在張力下的平衡

 

在不偏頗聖經和傳統對我們信仰的重要性的同時，聖公會的信仰建立在傳統與聖經的張力和平衡之中。胡克認為：基督徒對於信仰並非是個人的，而是群體性的參與；每個人讀經都有其脈絡和文化社會情境，讀經不可能是透過清教徒式的個人主義。上帝透過教會的使徒傳統，一代代傳承下來，透過群體對於聖經閱讀的共識，幫助信徒在合乎規範的時空脈絡中閱讀聖經。因此，聖公會批判清教徒的個人詮釋的聖經觀，重視信仰群體和教會傳統的「共同」讀經，肯定「傳統」的重要性。正如懷特（Francis White, 1564~1638）所說：「聖經乃是活水的泉源，包含一切足夠之生命純水，初代基督之真正教會乃是通道及水管，將聖經中所包含之屬天活水輸送至其後的世代」。

 

但聖公會也懷疑聖經的權威：閱讀聖經不應當是逐字逐句地、斷章取義地閱讀，畢竟聖經不是上帝「親手書寫」的作品。聖公會相信「聖經是上主的道」，「因為作書的人受到聖靈感動，也因為上帝透過聖經依舊對我們說話」，聖靈引領人類和教會明瞭與詮釋。但終究聖經的書寫是聖靈感動且「藉由人類」而書寫，且「正典綱目」的形成是由教會所制訂，用來對照及衡量教會信仰，聖經是由基督教群體共同形塑的經典，故聖經有人類的缺點、侷限性和錯誤的可能，在書寫過程中有文化與脈絡的特殊性。胡克也指出：「我們不一定要遵守聖經中有關教會生活枝微末節的事情」，駁斥清教徒對於聖經的態度（清教徒堅持聖經提供教會生活所有的必要規定和細節），強調聖經不該用於與得救無關的各種資訊與知識。聖經雖然表明上帝的啟示與道理，但並非「神聖無誤」的作品，並非一切知識的百科或涵蓋所有知識。

 

（四）理性

 

聖經不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唯一」途徑，上帝不是被關在聖經之中，而是存在整個創造之中，聖公會肯定「自然神學」對我們信仰的重要性：創造的秩序反應出上帝的意念，且上帝持續活動和現身在創造中，人類可藉由理性（reason）認識祂，透過理性「參與」到上帝的心意中。人類可透過觀察一切被造的世界來認識上帝。因此，聖公會的靈修傳統肯定：「人類本性是上帝創造的一部份，是照著上帝的形像所造，有自由去作決定：去愛、去創作、去作理性思考，以及與上帝和上帝所造的萬物和睦共處」。人類因為誤用自由、做了錯誤的決定，但上帝依舊幫助我們，「最初是透過自然界和歷史，通過許多先見和聖徒，特別是通過以色列的先知，將祂自己和祂的旨意啟示出來」。聖公會肯定上帝在聖經的文本之外，透過自然和歷史啟示自己，而人類的「理性」是上帝給的禮物之一。

 

「理性」作為認識上帝的方式，並非是將教義「調理化」，透過邏輯論證的方式證明，而是強調上帝的啟示是「可理解、有道理的（reasonable）」。雖然「理性」是聖公會認識上帝的試金石，但不必然引導出理性主義。聖公會反對「上帝就是理性」的理性主義觀念，而忽略了上帝在聖經和傳統中的啟示。理性應當是聖經和傳統的忠實詮釋者，所以聖公會重視各式各樣的知識、新的思潮對我們信仰的反省和檢視。「使用理性辨別諸靈」，這反應聖公會對於科學、人文社會的新知抱持的開放性。另一方面，聖公會並非崇拜理性和各樣知識，以理性或自然神學取代上帝的特殊啟示；相反地，透過理性的探索而察覺自身的微小和不足，透過理性認識信仰的過程中，「理性更需要恩典」，更加渴慕上帝。

 

（五）理性是聖經與傳統的忠實詮釋者

 

回顧理性與聖經、傳統的關係：聖公會對於聖經的態度，不同於清教徒個人主義的聖經觀，採取激進的唯奉聖經（Solo Scriptura），而是重視聖經的共同閱讀與侷限性；但聖公會也反對天主教會在特利騰大公會議的決議，將聖經與教會傳統視為雙重權威，而高舉聖經在上帝救恩議題上的完備。也因此，安立甘精神的「折衷主義」引導聖公會的聖經觀，取得與傳統的平衡，「理性」便成了安立甘精神思考聖經的重要工具。

 

聖公會相信：理性是超乎分析或邏輯的，關乎人類思想辨別真理的力量，一切受造物都某種程度地參與上帝的意志，包括人性。聖公會對人性抱持樂觀的人文主義：上帝和其受造物（人類）間是連續的，上帝是理性的創造者，顯明在祂的創造之中，而創造的秩序也反應出上帝的意志。因此，人類的內在具有良知和理性，可幫助我們辨別是非，也透過創造的秩序認識上帝，甚至藉由理性參與上帝的心意。上帝賜給人類理性的能力，去認識上帝與判別信仰，也成為聖公會在聖經與傳統之間，取得平衡的工具與方法。信仰並非是盲從、狂熱，而是有能力思考與反省。

 

再者，聖公會肯定理性的價值，這引導出自然神學的基礎。人類可以透過觀察自然、受造物（包括我們自己），而某種程度地認識上帝。也因此，安立甘精神並不排斥科學等各種人類的知識，因為一切知識的呈現，都在陳述與瞭解上帝。理性幫助信徒除了透過聖經認識、親近上帝，也透過所學的知識、在自然中的體悟認識上帝。

 

上帝賜與個人理性與良知，可以認識上帝、判斷是非，但聖經不是個人的詮釋與閱讀，需要透過共同的閱讀與討論，以避免走得極端與偏差。而傳統事實上也就是建立在「集合」教會共同讀經，發揮彼此的理性與良知以達到信仰的共識，形成教會的傳統。教會在公教會與正教會分裂之前的大公會議（尼西亞會議、君士坦丁會議、以弗所會議、迦克敦會議）中，就在反應基督教會全體的共同意識。而普世聖公會也透過每十年舉行一次的蘭柏會議，召聚所有聖公會的主教討論教會的問題，雖然未必對議題有明確的「判決」，但在聖經、傳統與理性的平衡和討論中，展現安立甘精神的力量與智慧。

 

正如前文所述，安立甘精神強調聖經、傳統與理性三者的平衡：缺乏聖經的信仰將失去上帝救贖的特殊性；失去傳統的信仰則過於個人主義、忽略信仰團體的重要；而理性則是上帝給予人類的良知與智慧，以取得聖經和傳統的平衡。而安立甘精神則是在三者間取得折衷路線，不偏廢任何一角。除了在宗教改革時期，愛德華時代重視的聖經；瑪麗時代重視的傳統；伊莉沙白時代重視的理性。近代聖公會的歷史也體現三個權威彼此平衡的力量消長，例如：

 

．十八世紀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在英國興起的福音運動，偏向改教傳統，重視聖經的權威、個人信仰的重生，形成「低派（Low Church）」的一角；

 

．十九世紀紐曼帶領的牛津運動，復興公教會的儀式與教義，重視傳統的權威、使徒統序、大公教會的立場，形成「高派（High Church）」的一角；

 

．十九世紀以摩理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 1805~1872）為代表，企圖平衡高派和低派的緊張關係，強調人類理性與良知，將信仰帶入社會實踐與關顧之中，形成「廣派（Broad Church）」。

 

這多元信仰立場的教會，彼此合一在普世聖公會之中：一方面反應出安立甘精神的三足權威，及其折衷與協調；另一方面也體現聖公會如何透過《公禱書》形成普世的合一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