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公會(Anglicanism)可音譯為「安立甘宗」,是由「英國的」字根發展而來。在臺灣的教科書中,常譯為「英國國教派」。聖公會隨著英國殖民地的開拓,擴展到世界各地;但在美國獨立革命之後,為了表示與「英國」教會的區隔,且不願意效忠英國君主,而成立「主教制教會(Episcopal Church)」以區隔與英國教會的關係,一般稱為「美國聖公會」。除此之外,對於Anglicanism一詞也有不同的「本地化」翻譯:日本稱為「日本聖公會(Nippon Sei Ko Kai)」,意譯為「日本聖而公之教會」;而1998年成立教省的「香港聖公會(Hong Kong Sheng Kung Hui)」,便以粵語發音作為教會的名稱。
因此,聖公會在各地的發展與建立,皆表達其特有的「地方性」,各地聖公會使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教會團體,依地區或國家組成教省(Provinces),每一教省發展自己的《公禱書》、聖詩、憲章與規例。各地的聖公會皆有其自身的特質與自主權,而非有相互隸屬的關係。藉由與英國聖公會坎特柏理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的關係,而彼此共融團契,共組「普世聖公會(Anglican Communion)」。所以,英國聖公會的坎特柏理大主教,一方面是英國教會的宗主教(patriarch),另一方面也同時是普世聖公會的精神領導,但其並未實質擁有統馭普世聖公會的權力。每十年所召開的全球聖公會主教會議:「蘭柏會議」(Lambeth Conference)更具體地象徵安立甘精神中「彼此團契共融」的關係。由此可知,安立甘的精神與靈修,並非去尋找一套最高的神學權威,而是在地方的差異性之間尋求平衡與和諧。
安立甘的精神一直都是「團體性」的,不僅涵蓋英格蘭地方的各個宗教思想、社會處境,不同時代的神學家、牧師、國家元首、信徒所共組英格蘭的安立甘精神;也包括了普世聖公會在各地的文化處境特殊性所醞釀不同的聖公會立場和形態,而彼此間也形成了一個團體的普世安立甘精神。不單如此,從初代教會以來的基督信仰世界,在歷史中形成了公教會、正教會,以及新教系統,聖公會強調不同教派教會間的合一關係、接納不同的神學立場與傳統,也呈現出安立甘精神的「包容」。
因此,從歷史性、共時性的面向視之,皆反應出安立甘精神的「團體性」:那就是歷代基督徒對信仰的反省和對話,都是聖公會的信仰資產,不同地區的聖公會、教派間的共融合一關係,也都是安立甘精神的表達。聖公會向來都不願意由單一的神學思想系統所「獨霸」;反之,她將自身放在一個更寬廣、更不被定義的位置上,即使這些不同、差異將帶來內部的衝突與不安,但透過更多的聆聽、分享、對話;透過與基督、與信仰團體,繼續在朝聖的旅程中祈禱與分辨,這動態的過程將讓我們發現真理,也被真理所啟發。聖公會樂意視自身是由不同的人、事、思想、地方所共同匯集、分享與對話的教派。
因此「合一」這議題,在安立甘精神與靈修便顯得十分重要。不過,「合一」卻不是「劃一」,如何讓這麼多樣的人、事、思想連結在一起?有一句神學的座右銘:Lex orandi, lex credendi,意思是「要知道一群人所信的為何,看他們如何祈禱便能得知」,正可以代表聖公會靈修的精神。當我們與其他教派比較時,我們發現聖公會沒有特別的聖公會神學,不以某些神學觀點做為主要的神學思維;聖公會沒有中央式的權柄,如同天主教會;她沒有信條,如同長老會的《韋斯敏特信條》,即使聖公會有所謂的《三十九信條》,但它也沒有如此的權柄。
相反地,聖公會鍾情於《公禱書》,並以它做為聖公會神學、靈修及信仰實踐的指引。《公禱書》是普世聖公會的崇拜核心與指導手冊,在多元並存的神學思想脈絡中,它一方面反映聖公會的崇拜重視地方自主與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強調團體性背後的「團契共融(communion)」。各地聖公會使用自己的語言翻譯、整理、修改《公禱書》的內容,反應出普世聖公會的崇拜具有的地方性。但另一方面,《公禱書》更突顯普世聖公會「共同」的崇拜關係,雖有不同的語言、修訂版本,但擁有相似的崇拜的框架與禮儀,使得在各地崇拜的信徒,非僅與堂區「內」的人一起崇拜,也與整個教區、教省,及普世聖公會的所有基督徒一同崇拜。也因此,使用《公禱書》表達安立甘精神中,「共同」崇拜、彼此合一的共融。然而,「一起崇拜」並不等同於「一個崇拜」;《公禱書》的崇拜追求的是「共同」而非「一致」、「獨一」。正如《公禱書》所教導:「我們雖眾,仍屬一體,因為我們都是分享這餅」,普世聖公會在團體中,邀請上帝獨特創造的教友與教會,一同敬拜上帝,在一體中彰顯個體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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